何广余:陶行知“活的教育”思想刍议(理论篇)

链接:甘当梯编辑  日期 : 2021-04-12

作者:何广余    文章来源:南通陶研网    更新时间:2013/4/9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21年在金陵大学暑期学校演讲时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教育可分为三部:A.死的教育;B.不死不活的教育;C.活的教育。”紧接着他进一步告诫人们说:“死的教育,我们就索性把它埋下去,没有指望了!不死不活的教育,我们希望它渐渐趋于活。活的教育,我们希望它更活。”这是陶行知先生首次明确提出“活的教育”的主张,也是他唯一一次专论“活的教育”。该演讲,由汪忠一、马建乾记录整理,发表在1922年1月18—19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我认为,“活的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无论是他提出并努力实践的生活教育、平民教育,还是民主教育、创造教育……无不是陶先生活的教育思想光辉沐浴下的具体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为什么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仍具有极大的现代价值?就是因为它是“活的”。


“活的教育”是什么?


    关于“活的教育是什么?”陶先生谦虚地说:“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大的,我不容易下定义,我也不能定概观”。这确实是谦词,因为从他的这篇讲演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了解到“活的教育”是什么?陶先生之所以说“我不容易下定义”,这是因为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汉语大词典》)。这充分反映了陶行知先生治学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陶行知是不折不扣的真人!“活的教育”是什么?根据陶行知先生说的,简言之,是活的教师用活的内容、活的方法,培养活的学生的实践活动。活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生长的教育、精神的教育、创造的教育、真正的教育。陶行知先生活的教育,既是一种教育思想和主张,又是一种教育实践策略和方法;既是一种教育理想的价值取向,又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自然体现。活的教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是“活的人”、“活的内容”、“活的方法”,陶先生在演讲里也作了具体说明和明确判断。所谓“活的人”就是“有需要”、“有能力”、“秉性活泼”、“进步快些”的人;所谓“活的内容”就是“很有趣味”、“能引起活泼的精神”、“可以引起快乐”的内容;所谓“活的方法”就是能“按照儿童的心理进行”、“能够满足学生需要”、“能够顺导其能力去做”的方法。《现代汉语词典》对“活”的解释是:有生命的、能生长,与“死”相对;生动活泼、不呆板,机灵、有生气。因此,“活”是一种环境氛围,是一种呈现方式,是一种发展状态,是一种顽强精神,是一种思维品质。所以陶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我总觉得活的一字,比一切什么字都要好。活的教育,更是教育中最不可缺少的现象。”陶行知先生认为活的教育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活的教育能赋予人活的能力。“因为活的教育,能使我们有种种活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即片面的生活使其全面”;健全体魄、愉悦精神的能力,即“低微的使其高尚”;应对生老病死、提高谋生的能力,即“暂时的生活使其永久。”其二,活的教育传承活的精神。人的肉体会死,但精神尚存。历史上那些英雄豪杰虽远离人世,但其精神品质依然影响着后人。活的教育,要传承“活的精神”,就是能使人感受了他,可以得到许多教训。即能受时间考验的,能够开启心智、启迪人生,对人的成长、发展有深远影响的东西,是国家民族最优秀的精神财富。总之,“活的教育,就是要随时随地的拿些活的东西去教那活的学生,养成活的人材”。


“活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在关于《活的教育》的演讲中,明确指出“活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什么是生活?陶先生认为:“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譬如一粒种子一样,它能在不见不闻的地方发芽,开花”(引自《生活即教育》)。全新修订本《汉语大词典》认为“生活”的基本义是:“人或生物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一般说,人的生活则是指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情况。无疑,两者对“生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致的。陶先生又说:“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他举例说:“人为什么要文化?是要满足我们人生的欲望,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引自《生活即教育》)。他认为,教育绝非书本教育,“学生只是读书,教师只是教书”,不知“书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陶行知先生始终把教育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生活与教育是一回事,是同一个过程。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无论是教育的内容还是教育的方法,都要根据生活的需要,教育与生活要高度一致。生活教育的精髓是满足人生的需要,是促进人生的发展。


    陶行知先生认为,生活的教育,一定要“依据生活而教育”,要“为了生活而教育”。何谓“依据生活而教育”?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依据”,二是“生活”。所谓“依据”,从辞书上可知,是依照、根据的意思,也就是“以某事物为根据照着进行”。至于“生活”,前面已经解释,不再赘述。“依据生活”,依照、根据谁的生活?无疑是学生的生活,而学生的生活,决不是简单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情况”。“生活”和“生存”不是同一个概念,“生活”中包括“生存”,而“生存”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依据学生的生活而教育,是为了满足学生人生的需要,更是为了促进学生人生的发展。因为从本质上考量,学生的生活是为了成长、发展。依据生活而教育,就是要依据学生“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为了生活而教育”同样是为了学生“向前向上的生活”而教育,表现为教育的目的、原则、内容、方法都要由“向前向上”的生活所决定。什么是“向前向上”的生活?陶行知先生1929年5月9日和1930年1月16日两次在南京晓庄学校的演讲中反复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认真的生活”、“合理的生活”、“康健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改造社会的生活”、“有计划的生活”和“现代的生活”就是“向前向上的生活”。生活决定教育,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活的教育”是生长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在“活的教育”的演讲中指出:“活的教育,好像在春天之下,受了滋养料似的,也就能一天进步似一天。换言之,就是一天新似一天”。毫无疑问,这明确告诉我们:活的教育是生长的教育。教育就是为了学生的成长、进步和发展。陶先生说:“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好的路上走(引自《新教育》)。”又说:“活的小孩子生长快,他的进步也快。他一时有一时的需要,一时有一时的能力。当教育家的,就要设法子去满足他的需要,就要搜罗相当的材料去培植他”,使他能健康地成长。陶行知先生强调指出:“活的教育,就是要与时俱进”,“要本着这世界潮流的趋向,朝着最新最活的方面去做”。因为人是不断成长的、进步的、发展的。所以教育既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也不能违背教育的规律,或揠苗助长,或一成不变;更不能像陶先生多次猛烈抨击的教师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生长的教育关键是一个“长”,成长、长进,只要“长”,不断地“长”,才是“活的”。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徐校长认为,“教育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使生命健康的成长。”并指出,“教师最应该关注的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快乐,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陶先生认为,生长的教育“要承认儿童是活的,要按照儿童的心理进行”。于是他要求教育者“首先要揣摩儿童的心理”,然后“根据儿童的需要”,以“儿童需要的力量为转移”。这样,儿童就会“生长快”,“进步也快”。陶先生进一步指出:“儿童不但有需要,并且还有能力”,他们“对于种种事情的需要有大小,他的能力亦有各种不同”,因此要因材施教、区别对待,要顺着儿童“天然的特性,加以极相当的辅助和引导,使他一天进步似一天”,而“万不能从中有所阻碍滞停,不使前进,把它束缚起来”。陶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生长的教育“要拿有价值的东西教孩子”。所谓“有价值的东西”,按陶先生的界定,就是“很高尚的”“思想、经验”。所以,教员切不可“年年爬起来卖旧货”!而要多看些活的书,去供给学生的需要,养成新而且活的学生”,“不要将活泼泼的学生为死书所用”(引自《新教育》)。


“活的教育”是精神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非常重视精神的教育。他说:“活的教育,有属于抽象的,叫做精神上活的教育。”他“希望讲活的教育,也要把这活的精神当作活的教育一件材料。”他认为“精神上的教育,是最易感动人的,能联络一切。”但是,不论是陶行知时代的教育,还是当今的教育,可以说“精神的教育”是一直被忽视的。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学校一直不厌其烦地以灌输知识为重任,实行的是不折不扣的“书本教育”,尽管也进行过多次改革,但丝毫也没有动摇“坚不可摧”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学生的命根”的传统教育观!这样改,那样改,却改不了陶行知曾严肃抨击的“考什么,就教什么,凡不考的则一律不教”的现象。陶行知先生一再强调:“教员的一切要影响到学生身上去,学生的一切要影响到教员身上去”,而这影响,无疑首先是精神的影响。因为精神是最易“传应”的,也是最能使人“容易感受到许多的教训”和启迪。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重知识的灌输,实行“书本教育”,考什么,就教什么,教员教死书、死教书;学生读死书、死读书,教员、学生不都成了书呆子?这是地地道道的死的教育!教育即成长,陶先生指出:“人们的身体和精神是两样的,各有各的生活。身体上的生活,固然要紧,精神上的生活也是要紧的。设使两者要去其一,那就是我们最不幸的”。纵观当下的中小学生,仅用“身体”和“精神”两样来衡量,概不是一般的缺少,尤其是精神方面,所以我们必须重视精神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学生的精神》、《我之学校观》和《师范生应有之教育观》等文章中,比较集中地阐述了有关精神教育的内容、方法和要求。陶先生认为,“精神也有活有死的”,而活的精神是能使人感受得到的。精神是无价之宝,他说,“是不靠钱买的”。高尚的精神如同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一样,是取之不尽、用之无穷”的(引自《我之学校观》)。说明高尚的精神是非常崇高、非常纯洁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要求“教师对学生,学生对教师,教师对教师,学生对学生,精神都要融洽,都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引自《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说明精神是光明磊落、融通无间的。他认为,只有“甘苦共赏才能得到精神的沟通,感情的融洽”(引自《我之学校观》)。那么,我们应培养什么样的精神呢?他坚定地认为,“我等当自立、当自强,为我之所能为,不随人学步(《师范生应有之教育观》),那就是要培养“自立”、“自强”的精神,即必须具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陶先生认为,“做人的道理很多,最要紧的是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不论处在什么环境,“坚强不摇的人格及不屈不饶的精神,决不能少的”。总之,陶行知先生认为,精神的教育主要要培养三种精神,那就是科学的精神,美术的精神,大丈夫的精神,并进一步说,“我们要用科学的精神在事上去求学问,用美术的精神在事上去谋改造,用大丈夫的精神在事上去锻炼应变”(《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


“活的教育”是创造的教育


    活的教育,关键在“活”。活意味着有生命,活意味着发展、变化,因此,我们的教育不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不能唯书、唯上;不能选择适合教的学生,而要选择适合学生的教育,就要从实际出发,创新、创造。陶行知先生一直非常重视创造的教育,1933年在上海先后在大夏大学和出席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国际委员会和小学教育委员会时就以“创造的教育”为题作了两次演讲; 1943年11月25日又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创造宣言》的重要文章,可见他对创造的教育的重视。所谓“创造”,辞书上说,就是“前所未有的制造”,主要指“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陶先生严厉批评了当时“教员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们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死的教育”,必须打倒!他说,学校不是鸟笼,把鸟儿捉到笼里来养;学校也不是一只大缸,把鱼儿捉到缸里来养,这样,鸟儿会死的,鱼儿也会死的。这样“似是而非的教育是不自然的、虚伪的和无力量的,也不是创造的教育”(《创造的教育》〈一〉)。陶行知先生在《创造宣言》一文中说:“教育者”“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陶行知先生说:“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你要有孙子,非先有老子、儿子不可,这是一贯下来的”。“由行动而发生思想,由思想产生新价值,这就是创造的过程”(《创造的教育》〈一〉)要创造,首先要行动,陶先生特别强调行动的重要性,因为“有行动才能得到知识,有知识才能创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同上)。所谓“行动”,就是陶先生在生活教育中说的“教学做合一”中的“做”,何谓“做”,在劳力上劳心是也。“所以要创造,非你在用脑的时候,同时用手去实验;用手的时候,同时用脑去想不可。手和脑在一块儿干,是创造教育的开始;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同上)。要创造,还需有知识,“有知识才能创造,有创造才有热烈的兴趣”(同上)。要创造还要有勇气。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陶先生说:“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创造宣言》)。他还严肃地批评了“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生活单调了,不能创造”的悲观的、无所作为的论调,认为这是“懒惰者之遁辞”,只要我们有行动的勇敢,就会“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同上)。陶先生说:“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同上)。他要求教育工作者“要打倒传统的教育,……提倡创造的教育”,想出新的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成绩,创造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


“活的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和主张


    “活的教育”是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宝库中的奇葩,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活的教育”,在“教育”二字前面冠以“活的”二字,再明确不过地告诉了我们:教育应该是生气盎然的,是生命的律动,只有这样认识,才可算是把握了教育的真谛。就如行知先生打的生动形象的比方:“正像鱼到了水里,鸟儿到了树林里一样。”他说:“活的教育,好像在春光之下,受了滋养料似的,也就能一天进步似一天。换言之,就是一天新似一天。”所以,“活的教育”是一种思想,一种与时俱进和儿童同成长的思想。


    “活的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思想,同时也是陶先生的一种教育主张。所谓“主张”,是教育工作者对为什么教、教什么和怎么教这些核心问题的应答,是其教育认识和教育实践的结晶。陶先生在《活的教育》一文中,言简意明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且是全面的、深刻的。那么,为什么教呢?陶先生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概括一下,主要有三:即培养“活的人”“人中人”“真人”,并引起活泼的精神,“引起他的快乐”。教什么呢?陶先生说:“首先要用活的人去教活的人”;其次是“拿活的东西去教活的学生”;再次是“拿活的环境去教他”;最后是“要拿活的书籍去教小孩子”。这里是为了使说明有条理,分出了子丑寅卯,其实施教时不一定是这样的顺序。至于怎么教?陶先生说:“要揣摩儿童心理”,“按照儿童的心理进行”;“要根据儿童的需要的力量为转移”;“儿童不但有需要,并且还有能力”,“要按照儿童的能力去教授”;“还要按着时势而进行,依合着儿童的本能去支配”……所以“活的教育”是陶行知先生一种鲜明的教学主张。


“活的教育”是一种实践策略和方法


    “活的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思想和主张,同时也是一种教育实践策略和方法。所谓“实践策略”就是实践的行动方针和方式方法。伟人毛泽东早就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五十周年,出了一套很有影响的丛书,其中“学会生存”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目前教育之所以经常凭偶然性确定方向,受到盲目的指导。在无政府状态下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有坚持这个从政策到策略,再从策略到计划的逻辑过程,以保证从上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所作出的决定之间的连续性的关联性。”可见,确定策略是何等的重要!陶行知先生主张“活的教育”,要求把“没有指望”的死的教育“索性把它埋下去”;希望把不死不活的教育,使之“渐渐趋于活”,无疑是不言而喻地满足了教育政策的要求,满足了孩子们的愿望。


    活的教育是一种实践策略和方法。这里的方法,不是活的教育怎么教的一般教学法,而是一种教育方略,即全盘的计划和策略;也正如陶先生在《教育与科学的方法》一文中所说的是一种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有步骤的,有线索的”。运用科学的方法必须分五个步骤:“第一步要觉得有困难”;第二步“要晓得困难”在哪儿;第三步要“想出种种方法来解决”;第四步要选择最好的法子去解决困难;第五步要在“实验一番”后进行归因分析。陶先生特别强调这是“科学步骤与观念”的结合,我们要把“这步骤、观念,应用到教育上去”。“活的教育”带来活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必然是“活的”——“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通不通》)。


“活的教育”是一种教育理想的价值取向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一直怀有教育理想的人民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人民教育事业,不畏艰险,认真探索,大胆实践,开辟新路,创造了中国教育的许多第一。他是一位从我国国情出发,并借鉴国外先进教育思想,进行教育改革探索的先驱者。为了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他毅然不去当大学校长,不去享受高官厚禄,辞去教授职务,布衣下乡,创办了名闻中外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这期间他还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了使教学做紧密结合,在创办晓庄师范两年后,于1929年6月,创办了新安小学,免费招收当地贫苦农民、渔民、城镇贫民的子女入学。培养他们具有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在做中教,在做中学。为把学校办好,办出特色,陶行知亲自兼任校长。为了推行普及教育,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山海工学团。此后,他又创办了“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团”“棉农工学团”“报童工学团”“儿童工学团”等。抗战期间,陶先生再次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把目光关注到苦难儿童的身上,创办了又一所名扬海内外的育才学校。该校招收的学生大多数是流离失所的流浪儿中有特殊才能的儿童。采用因材施教和分组教学的方法,推行“少年研究生”制度,培养人才幼苗。抗战胜利后,为倡导民主教育,他又创办了新型的“社会大学”,培养民主、革命的青年。对于办学中,以及社会上出现的“那些喜爱用繁重的作业压学生,用沉重的枷锁束缚学生”的教师,他提出实行儿童的“六大解放”,坚决“敲碎儿童的地狱,创造儿童的乐园”的主张;对于那些以“考”作为教师的法宝,把学生当成应试的机器人的现象,陶先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杀人的会考”和“畸型的考试”,“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是陶行知先生的职业理想,也是他的终身追求,他从投身教育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把教育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是始终作为一项事业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活的教育”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自然体现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一句流传甚广,许多教师耳熟能详的陶行知先生的至理名言。这里的“教人求真”和“学做真人”,是分别从“教”的角度和“学”的角度来讲的,其核心就在于一个“真”。教育就是育人,就是把学生培养成真正的人,亦即人的宝贵禀赋都得到发展的人。陶先生一直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尊重人的价值。他一再强调学校不是鸟笼,不是鱼缸,要把鸟放到树林里去,要把鱼放到水里去,要把人身上的那些最宝贵的价值通过教育实现出来。陶先生说:“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好路上走。”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尊重人之为人的价值,教育的根本使命也就是要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这也是陶先生的一贯主张。所谓“人文精神”,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以人为本”,也就是一种以人道、人性、人格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人文精神追求善和美,努力挖掘人身上的本质和人性力量;重视人的自身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人文精神是一种使社会能够健康向上,充满生机精神的源泉。陶行知先生关于《活的教育》的演讲,处处洋溢着人文精神。他认为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为转移,要按照各个儿童的能力去教授;教育要按着时势而进行,要合着儿童的本能去支配;教育要设着法子满足儿童的需要,要搜罗相当的材料去培植……无不是人文精神具体体现,特别是陶先生教育学生的“四块糖”的故事,更是人文精神的典范。


    1932年,陶行生以“活的教育”为题,写了一首三句短诗:“静默如地下的种子,自由如空中的鸽子,猛勇如斗虎的狮子。”琢磨了好久,才有所小悟。这是对“活的教育”精髓的高度概括,意味深长。活的教育是生机盎然的教育。不求轰轰烈烈,只求默默孕育;活的教育是自由的教育,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活的教育是气势猛勇的教育,如斗虎的狮子,排山倒海。


    说明:凡未注明出处的引言,均出自陶行知《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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